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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家老刘
作者:周 刚 编辑:李怡卿 时间:2014.06.13 10:11:54


我家老刘


  提起老刘,我便心潮澎湃,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。说老刘好吧?他和我夫妻一世,多年间没少磕磕碰碰、嚷嚷吵吵。说他不好,又不是事实。总体上说吧,在我心目中,他是一个英俊、勤劳、能力很强的男人;一个气质内敛、沉默寡言的男人;一个心性清高、不爱拍马屁的男人;一个不轻许诺、有诺必践的男人;一个不爱美色、能管得住自己的男人。
  老刘是我的老伴刘智华,比我大五岁,我出嫁时十九岁,他二十四岁。我和他一起生活,已经整整五十个年头了。
  老刘是独生子,因而是父母的命根子,从小比较娇生惯养。在旧社会,尽管刘家一贫如洗,父母还是咬着牙送他上了天主教会办的学。学校离家六里多路,一个六七岁的孩子来回不方便,他妈就把他送到他外爷家。外爷也有个比他大一岁的孙子王振华,乳名豹子,也就是他的表兄了。哥俩亲如兄弟,形影不离。他外爷是一个有些文化的人,方圆几十里的人都知道,老人年轻时“住过衙门”,也就是在县衙里当过差。老人能写一手墨笔大字,每逢春节,乡邻们都要请他动笔写春联。老人家知书达理,对孙子和外孙谆谆教导,严格要求。因此,这哥俩打下了不错的童子功,无论做人,还是念书,都强周围的孩子们不少。后来,老刘表兄振华高中毕业后从了教,成了我的班主任,介绍我和老刘认识。
  以前,虽然我家和刘家相距只八里多路,但老刘一直在外地读书,我连他的名字都没听过。结婚后,才从婆婆的嘴里知道了过去的一些事,包括一些不被人们知道的秘密。
  在文化知识上,我和老刘差距太大了。他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,我却只念到初师二年级肄业。而且我们谈恋爱时,我还在小学六年级读书,初中考得上考不上还很难说。但我俩一见钟情,只仅仅六七天的时间就结婚了。我孙子刘阳说:“用现在的话说,您和爷爷的结合,叫闪婚。”
  我们结婚那天,是正月初七。到了初十,他就要去师大上学。正月初九,我烧了一锅热水,准备洗洗。我争着要洗,他就不高兴了,嫌我没有让他先洗,说:“我是大学生,你看不起我,不让我先洗……”我当时没有顶他,但心里想:在家过日子,还说什么大学不大学,在以后生活中该怎么办呀?可又一想,管他哩,反正明天他就要走了,忍一下就过去了。这件事,我永远没有忘。我当时想,在这个世界上,弄啥都要排资论辈。在家里,你文化低,都要受到歧视,何况在社会上?转念又想,我一定要好好学习,考上初中,继续读书,文化赶上去了,或者还能生活得“气强”些。六零年小学毕业了。我们班26个同学,只有我和一位男同学考上了商县初师。全区十几所小学,考上初师的只有五六个人。这下我特别高兴,因为初师是培养小学教师的摇篮。我将来当一名小学教师,吃商品粮、挣工资了,就可以谁的脸都不看了。
  我父母晚年膝下无儿,只有我这么一个女儿了。为了养活我父母的事,老刘和我闹过矛盾。为此,他还起过离婚的念头。当时的形势很紧张,我日夜心神难宁,可以说是在水深火热中过日子。这边是生我养我的父母,恩重于山,说什么也不能不养活。那边是一日夫妻百日恩,何况已经过了五年多了,也算恩恩爱爱,怎能说离就离呢?而且考虑到社会议论,实实在在怕人笑话,最后只好妥协了,让我父母当了“五保”。我内心里的痛苦,别人是体会不到的,我用语言也形容不出来。最后没办法的时候,自己找了一条理由来安慰自己:退一步,进两步,慢慢走慢慢看,等以后有办法了,啥事都好办,孝心也一定能尽到。但我心里对老刘十分不满意,埋怨不小。我想,老刘太自私了,只知道自己有父母,却不理解我的难处。现在想起来,也理解了他。他是一个独生子,月工资不足50元,我又不挣钱,让他负担四位老人的生活,确实困难多多。再说,他是一个责任心很强、凡事说到做到的人,对于养活老人的观点是,要养就得养好,养不好,还不如不养。
  一九六七年又来了一个运动——民主补课,把我父母家补划成了富农。我便想,我已成了是富农的女儿,而他是贫农的儿子,成分上拉开了档次,文化上又有天壤之别,这下可算彻底完了。党早说了,富农和贫农,是阶级矛盾、敌我矛盾。我思前想后,我暗下了决心:等老刘从山阳中学放寒假回来,就办离婚手续。毛主席的政策把人逼到这步田地了,这是没有缓和余地的,刀把子在老刘手里握着呀。要不是搞民主补课,硬把一个不够富农条件的“五保户”划成阶级敌人,根本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,这也算是我的命运吧。
  我日日夜夜准备老刘回来,可又害怕他回来,度日如年。
  腊月十六,老刘回来了,他一进门我心里就紧张起来,心跳得我都能感觉到太快了。
  老刘把饭吃了,和父母拉了些家常话,天也黑了,老刘准备休息了。我想:到我说话的时候了,今天晚上把话说开,我们就分居,明天到公社办理离婚手续,后天我便要回到戴着富农帽子、被一次又一次批判的父母身边去了。
  我对老刘说:“你这次回来,我要和你商量一件大事。队里把我父母划成富农了,文件都批下来了,都上了多次批斗会了。我现在是富农的女儿,你的成分好,你是贫农的儿子,我会连累你。我父母队上不管了,家里的大房子都挤抵了这几年的“五保”生活费,队上安排他们买了队里两间小房子,小得很,小得很,只能盘一个炕,支一口锅,放一个装粮食的柜子……我给你说这些的意思,是你明天和我把婚离了,我不能连累你。”
  低矮的土屋里,昏暗的油灯下,老刘说的话,我现在仍然记得清清楚楚:“都到这一步了,还说啥离婚的话。老人没人管,咱管,总不能让老人困饿死。你就是你,管他富农不富农……”
  老刘这几句话,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,我一下子扑到他怀里哭了,马上就觉得他的怀里就是遮风挡雨的保护室。我说:“你是好人,不是落井下石的人……”他说:“不要说了,事情到这一步,只怪我命不好,我认了,你就安心过咱的穷日子吧!”我也想,以后四位老人三个病疙瘩,光药费都负担不起,粮食又短缺,也不怪老刘原来不答应养活我父母,确实困难太大了。这次在我最无路可走的情况下,他把我扶起来,我一定要知恩有报,在公公婆婆跟前好上加好。
  这个大难题解决了,我便忍劳任怨地继续教书,日子当然过得非常艰辛。他要是和我离婚了,队里也不会让我继续教书的。在这件事上,我始终感激老刘。
  老刘谨言慎行,做事有条不紊。他又是个心灵手巧的人,看啥会啥。六十年代,人们生活相当困难,连几两毛线都买不起,也就是说,想学着织件毛衣也没有条件。我的一个朋友张春芳,开了一个缝纫部,攒了些钱,买了一斤多毛线,想给自己织件毛衣,但织不起来。我和老刘谝闲话,老刘说:“春芳不会织,我给她织,保证叫她满意。”毛线到了他手里,果真就变成毛衣了。春芳说:“姐,你的命太好了,逢了个那么好、那么灵的人,比咱俩都强,谁见过男人给女人织毛衣……”一九六四年,我有了儿子。两年后,老刘在山阳给孩子织了件红毛衣,心口上还织了一个“忠”字。因为是文化大革命年代,一切都讲忠于毛主席,跳“忠”字舞,唱“忠”字歌。
  文革初期社会大乱,老刘在学校教不成书了,就回了家,自个儿做木工活。他做的一个窗子有四个扇,里能关外能关。这种样式的窗子,当时我还没见过。接着,他又做了二十六把小椅子。他还会编笼子,编席子。当时兴唱样板戏,他给队里导演了《智取威虎山》、《沙家浜》等,演员们还到不少地方演出过。他能给自己裁剪衣服,让我都觉得有些脸红。他能做一手好菜,我家来客人了,都是他作厨师,做出来的饭菜谁吃谁夸。
  老刘心地善良,责任心强。他大学毕业后,在山阳县工作了整整十七年。有一年,他回来后,待我不那么高兴,我觉得不太对劲,可过了几天,又和从前一样了。我就慢慢地问他,他就笑着给我讲了一个故事:
  “县上派了一个医疗队下乡巡诊,住在我们学校。其中有一个女医生,20多岁,长得很出众,性格也好,一来就对我有好感,下午打牌都要和我对面坐。有些老师看出了她的心思,就故意说‘咱小刘,人长得英俊,到现在还没谈恋爱’,这医生听了,更有心思了,到医疗队快要走的时候,医生着急了,再看我没有意思,一句话也没有表达。到了要离开学校的前一个晚上,她找了一个机会问我:‘你家里几口人?’我说:‘四口人。’又问:‘都是谁?’答:‘父亲母亲。’她又问:‘那个是谁?’她估计那个可能是弟弟或者妹妹,我就一本正经的告诉她‘我的爱人’。她真没想到,脸上出现诧异,但立即转了个弯就问:‘你爱人做啥哩?’我说:‘教书的,和我一样,穷教师。’她就说:‘那好呀,你们是同行。’我说:‘就专门找了一个同行。’她也没啥说了,第二天便离开了学校。从漫川到山阳县城,有180多里。到了晚上,她给我打了一个电话,谈了一天的经过,一路的辛苦。”
  老刘的故事讲完了,我就问:“找个医生姓啥?叫啥?”他说:“我不好开口给你说。”我说:“那你拿笔写出来让我看看。”他拿起笔写了三个字“某某某”。我就说:“名字也叫得好听,多亏你立场坚定,不贪美色,否则,咱们就真的要离婚了。”他说:“我不是那种人,你看我长得这么好,哪个女人见了不爱呀。咱能管住自己,不会那样做的。今天能给你实话实说,你就要放心,不要疑神疑鬼……”
  我完全相信,他说的都是实话。但那位女医生对他的爱慕,还是让他心头生出了些感动,这也是人之常情。
  我们结婚几十年了,在男女交往方面,老刘始终脚跟很稳,为人正派。这一点,我一万个信得过。
  老刘教了一辈子书,称得上一个很优秀的老师。大学毕业后,被一路分配到最基层、最偏远的贫困山区学校,这样那样的课都教过。从靠近湖北的板岩中学、漫川中学到县中,老刘在山阳工作了整整17年,40岁上才调回商洛师范。老刘作为老师的种种的好,学生们都记着。这些年,时常有当年的学生来看望或问候老刘,师生见面、通话,总有回忆不完的动人故事。老刘在山阳县中时教过的学生王康,早已是省城的著名律师,和我儿子关系好得如同亲兄弟。每次我们去了西安,王康都忙不迭地为老师安排饭局,还吆喝在西安的同学都赶来欢聚。老刘的学生中有一个叫李卫星的,是个旅居日本的画家,有一次回西安,王康请他吃饭,一并邀了我儿子。一听王康的介绍,李卫星就很激动,当即向我儿子要了我家电话打来,刚和老刘叙了几句旧,便百感交集地哭了。
  老刘更有一片实实在在的爱心。我前面说的我的那个朋友张春芳,九三年先后失去了大儿子和大儿媳妇,丢下一个孙女和孙子。我和老刘去看望,走时老刘给了200块钱,当时我俩的工资还很低。后来孙女考上了我们工作的学校,老刘又说:“春芳家太困难了,咱每月给孩子添100元生活补助。”他这样做,直到春芳的孙女离开学校去深圳工作。我的外甥女贾会玲借他几百元,还钱时,老刘觉得娃有困难,就坚持不要了。我的外甥贾保虎来了,他一看孩子头发老长,衣服也邋遢,就先拿推子给孩子理发,然后把自己的衣服给娃换上,当时我没在家,回来见状,很感激他。
  但在日常生活中,我们也经常吵嘴。他在山阳工作的时候,一年只能寒暑假回来两次,有时因在家吵嘴,收假了气还没消除,我就写信出气。有一次,他看了我的“出气信”以后,给我写了一封长诗寄回来,我读后很激动,一直保留到现在。从这首诗来看,他对我是相当爱的,也和我是心连心的。
  老刘是一个不愿表露心情的人,有了话在心里,芝麻不开口。只有吵架的时气极了,才说那么几句,我也才知道他的想法。否则,你是猜不透他的心思的。记得六十年代的一天,吃饭前,我们四个人(父母和我俩)和和美美的,可是吃着吃着,老刘的情绪便不对头了,真是恼得莫名其妙。饭后我问婆婆:“你堂(老刘的小名)咋了?”婆婆说:“我不知道,吃饭前都好好的么!”我说:“是不是嫌我吃饭把辣子放多了?”婆婆说:“嗯,谁知道,你别理他,过一会就好了。”直到现在,那件事还是个谜。 
  2007年以来,我经常心里难受,上医院说做心电图,才知道得了冠心病,不能出力,不能着急,更不能生气。住了二十多天医院,我发现老刘和以前大不一样了,无微不至地关心着我,时刻注意着我的表情。到街上买东西,他争着提;到做饭的时候,他争着下厨;我洗衣服时,他总是说有洗衣机,费那力气划得着?收拾房子时,他说收拾得那么干净,是迎接温家宝呀?我和他出去转时走得快了,他说这又不是比赛看谁走得快……他的言语和行动,无时不叫我感动。我这时才体会到人们常说的一句话:“少年夫妻老来伴。”他仿佛害怕我忽地死了,再找不到我这样的老伴了。
  近几年,他耳聋了,身体也渐不如前。他操心我,我也操心他,怕他头疼脑热。2010年,他去私家诊所治疗颈椎病,医生用很长的针头从给他脖子上扎下去,我看着看着,不由就流出了眼泪。我这时才意识到,我是那么地心疼他,他对我来说是那么的重要。我下一辈子,下八辈子,恐怕再也找不到像他这么英俊、有才华、做事有板有眼的丈夫了。
    我亏待了儿女
  我的外孙女今年已经九岁,是三年级的小学生了。她长得很可爱,是我的开心果。自从生下来,就没离开过我,是我一眼一眼看着她长到这个年龄的。我女婿、女儿对待女儿的态度,深深地感动了我。每当他们认真地、细心地、耐烦地、不辞劳苦地给孩子一次又一次地讲故事、辅导功课、腾出时间带孩子玩耍的时候,我就不由自主地回忆起我女儿和他哥的成长史来。
  我的儿子刘卫平(笔名刘炜评)是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出生的。那时候,我还是一名队请教师。我请了一年长假在家经管他,有时还要在生产队里干活。活干得累了,就没有奶水给孩子吃了,饿得娃晚上睡不安宁,长得很瘦、很小。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字——小平,意思是虽然瘦小,但愿平平安安。可是他经常发烧、感冒。一有病,我就害怕起来,赶快把抱他到当地卫生所去看医生。卫生所离我们家六里多路,条件也很差。医生说:“你这娃感冒多,主要原因是体力弱,抵抗力差,以后要多吃些营养品,长得胖了,有了抵抗力了,也就好管了。”我想,什么叫营养品呢?我连饭都吃不好,糊汤稀,酸菜淡,擀不住的老杂面,连一个馍影儿都没见过,喂养他的奶水从什么地方来呀?但在医生跟前,我不好意思讲这些可怜话,只好说:“你给注射些葡萄糖,能补得快些吧。”
  一九六六年,文化大革命开始了,全体教师都被通知集中在县上开会,我只好带着儿子去参加。因为他还不到两岁,如果丢在家里,我婆婆有病,实在管不了,再说我也不放心。我让和一块去开会的同志们帮我忙,拿着铺盖,带着孩子,步行七十多里山路去报到。到了会上,每天学习毛主席著作、中共中央十六号文件,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,写大字报。我们几个女教师,从来不提笔,哪个男老师写一张大字报,就问:“都谁签名?”我们就都说:“把我写上。”也不看内容,也不管给谁写的,把名字填上去就是了。这样,可以心安理得今天没白坐,没白吃。否则,就自觉今天表现不积极,没有成绩。为了突出成绩,还搞了一个大笑话。有一个老师,和另外一个老师有私人成见,写了一张大字报,写的是李某某生活作风不检点,和张某某关系不正常,经常情来情往……我们几个也不管事,就叫把名字写上。冲突出现了:李某某发现了大字报,亲自找到写大字报的提笔者,把我们几个闹得面红耳赤,吓得溜走了。从此吸取了教训,别人写大字报,我们先看了内容再说,再也不敢胡签名了。那时大运动才开始,谁也搞不清很多事情的真真假假,附和、盲从、瞎起哄,都不可避免,也都是为了紧跟形势。捕风捉影、颠来倒去的事,不时发生。
  有一天下午休会,我把孩子抱到大街上转,看到到处写着“打倒刘少奇!打倒邓小平”的大幅标语。有些熟人见了我儿子,就举起拳头喊:“打倒刘小平。”这当然是开玩笑,但我还是觉得不舒服。我知道,刘邓都是跟着毛主席走过来的,也都是中共的大领导人物,我们家还有刘主席的挂像,他们为什么要复辟资本主义呢?我只是这样想,也不敢细想,更不敢和谁说。在那个年代,一句知心话,即使对很知己的人,也得掂量着讲。如果说了触犯时忌的话,到了一定的时候,他就可能把你供出去了。我想:还是靠老天保佑刘主席他们吧。正想着,又遇见一个老熟人,一见我儿子,又开玩笑,喊打倒刘小平,我灵机一动,对他说:“再别打到了,我娃现在不叫小平啦,叫刘卫平,要保卫和平,反对战争。”从此,他就叫了刘卫平。后来老师们见了,就亲切喊他卫平,再不喊“打倒”二字了。
  在会上,我忙着听报告,学习文件,开讨论会,有时把孩子放在大院子里,由他自由自在地玩去。有一天,忽然进来一位炊事员,紧张地喊着:“哪个老师的娃,在水井边上照影子。”我一听,真吓坏了,赶快就跑,炊事员说:“你带着娃来开会,也不操心,把娃掉在井里淹死了,看你回去咋交代呀?”我说:“感谢你,师傅,要不是你挑水发现,我可咋得活呀?”炊事员们很心善,第二天就给这口井加上了井盖。我儿子记性很好,他长大后,我提起这惊险的一幕,他说:“我也记得,我趴在井边,看见井里也有个娃娃,跟我一模一样,我做啥动作,他也做啥动作,觉得好玩得很。但来了个大人,一把就把我拎开了,我还哇哇乱叫。”事情过去四十五年,还历历在目,我一回想起来,就后怕得要命……
  七十年代,我工作忙,经常不能在家,孩子大部分时间跟奶奶在一起。我回去看他有些地方做得不对,给他说,他也不听,我就轻则骂,重便打。为这,她奶奶没完没了地和我吵架。我知道我婆婆爱孙子,但我又唯恐她把孩子惯坏了。我也觉得我儿子很可怜,住在深山老林里的单庄独户,没有孩子和他玩。他爸六零年陕西师大毕业后,就分到外地工作,一年之间,只有寒暑假回家住一半个月。我没黑没明地泡在学校的工作上,连假期都要参加义务劳动。对孩子来说,父爱、母爱都得不到保证,我心里很难受,眼泪就冒出来了。儿子见我在流泪,还给我做思想工作:“妈,你打得不疼。你别哭了,我以后要听你的话哩。”他长大了,上小学、初中、高中,不是当学习委员,就是当班长。老师经常表扬他聪明、好学、反应快。他在初中的时候,作文竞赛在全县获得了一等奖。班主任杨宫侃觉得他是个当作家的好料,就说叫他多看些课外文学书籍。我和他到洛南县马河供销社办年货,他要叫我给他买新出的《山呼海啸》等书。总共不到三块钱,可我犹豫了很久,最后经不住他的硬缠,咬着牙给他买了,他很高兴。回来的路上,他又问我:“妈,今年过年,咱能割几斤肉?”我说:“准备买八九斤。”他又嚷着嫌少。但我哪里有钱呀?一个乡村教师,每月那么点工资,要供他和妹妹上学,要给我的父母、婆婆零花钱。为了叫婆婆高兴,平时有合适的吃食,也要买上些带回来。但儿子还小,不能理解我的难处。过年多买几斤肉的事,我没有妥协,闹得孩子一路地不高兴。
  我儿子上初二时,他爸已经从山阳县调回到了商洛师范。暑假,他爸带孩子去了趟县城,在丹江饭店,为孩子买了碗红烧肉。孩子第一次吃到这样的肉食,觉得特别好吃,回到学校,就给同学们说:“咱好好学习,将来书念成了,就能吃上红烧肉了。”儿子的功课都学得很好,语文尤其好。初中的的一个暑期,他模仿哪本名著,写了一部长达一百多页的小说。我在院子里缝被子,他念他的小说给我听,我满心欢喜地夸他写得好。
  儿子初中毕业了,广东坪中学把他保送到商县中学,进校后又通过考试,入了重点班。才到高中的时候,城里娃看不起乡里娃,常喊“山狼,山狼”的。我进城去看他,儿子对我说:“妈,我不想在城里上学了。我回到宽坪区中上学,保证给你回回考第一。”我说:“平,考大学是全省或全国出题考,不是宽坪单独出题考试。你在宽坪学习再好,都要和全县、全省学生统一高考哩。你不要打退堂鼓,不管咋样说,你把学习搞上去了,谁都看得起你……”我儿子觉得我说得对,就听了我的话,安心学习。过了一个多月,我第二次去看他。他正害着眼病,两眼红肿,睁都睁不开。我说:“平,你眼睛都成那样了,明天不要上学去了,给老师请个假,休息两天。”他说:“妈,你别管,学习不能耽误。少上一天,数学就接不上茬了,学习就赶不上了。”我说:“我娃有出息,明年考上大学了,我给你多割些肉。不,先给你买十八碗红烧肉吃。”我儿子一笑。他高中只上了两年,就以全地区七县文科第一名的成绩,考上了大学。
  儿子高考结束后一段日子,整天在家里看小说,显得不太关心高考结果。问他考得咋样,他说:“上商洛师专,没问题。”那个时候高考以后,大人也不知道找人,考就考了,静坐在家里等待通知书就是了。我们家离邮局比较远,寄来的信只能送到大队部,那里离我们家还有六里多路,也没有电话。如果通知书到了,只有我们生产队的人路过大队部,才会捎带回来。到了八月,还不见通知,孩子便开始着急,大人也跟着着急。但急在心里,又不好在他跟前说,就都闷闷不乐。有一天下着阴雨,儿子睡在炕上发愁。忽然门外有人喊:“平,来取信。”儿子一下子跃起来,似箭般穿出去接信。一看地址是西北大学,全家高兴得就像过大节日一样。
  按我儿子的成绩,还可以上更有名的大学。成绩比他低一些的学生,就有被录到北大的。儿子后来说:“这既怪咱自己胆小,也怪我们班主任谨慎。我是班长,老师一向都挺器重的。但报志愿时问班主任,敢不敢把北大、复旦等报在前面?班主任说:怕不保险吧,小心把你闪空了。”儿子又说:“我是感到有些遗憾。我们大学同班里,比我高考分数高的,也有不少。但他们的中学学习条件,都比我好多了。可是我们西大,也是一所很好的老大学。这样想,也就不觉得遗憾了。”
  儿子去西大报到,是他爸送到西安的。一九八三年春,我也去大学看了儿子。我看到西大的学生,铺的、盖的、穿的、用的,少一半比我儿子的好,多一半不如我儿子的,心里就比较平衡,觉得孩子到大城市上学,生活上总不算太丢人。从小学到大学,我只记得给他扯过一节料子,做了一条裤子。为这事,他爸还恼了我几天。我给他爸解释:“娃长得那么大了,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穿过。以后上大学了、工作了,和同窗、同志们叙旧,说起小时候,这不是一件不高兴的事情吗?”
  儿子大学毕业了,留校工作了。一年后,找了一个秀气、聪慧、懂事的对象。这个女孩子第一次来我家,只和我相处了三天,我就喜欢她得不得了。不久,老刘专门去女子的娘家华阴认这门亲,回来说,亲家夫妇,也都是厚道人、实在人,这亲结得好。又过了一年多,儿子准备结婚了,告诉了家里,我们特别高兴。可家里的经济条件,不允许我们给他办个像样的婚礼。儿子不迷信,不掐不算,自己把婚礼定在了一九八八年元旦,我们也觉得挺好。但这时候,他爷爷已经病得非常重,从医院送回到老家,吃喝拉撒都需要人照管。我和老刘的工资加起来,还不到五百元。无论怎样努力,也给儿子办不起个体面的婚事:连一张床垫都都买不来,只纳了两床被褥,从商州做了一套组合家具;给我儿媳也没送一金,更不用说三金了。后来每每想起来,心里就不舒服。
  现在看到别人家的儿子结婚,都有新房子、新式家具、现代化的电器,有的还有小轿车;新郎满身世界名牌,衣冠光鲜;新娘脖腕珠光宝气,价值连城;招待亲朋好友,多在七八十席以上客。一看到这场面,我就又想起我的儿子办喜事的寒碜:在系上办公室里举行最简单不过的仪式,只请了二三十位师友;娘家、婆家离得远,除了双方父母,亲戚一个未到;婚宴包了三桌水席,还安排在一个很简陋的餐馆里。我和他爸赶到西安时,连个红包也没想到。因为他爷爷病重,把我们搞糊涂了,急急忙忙搭班车来。到了西大,想是想起来了,可地方生,没处找人借。但我又给自己宽心:古人说得好,儿不在分,女不在陪。后来的事,还真是应了这话。我儿子自力更生了二十多年,房子也买下了,车也有了,我们的聪明健康的孙子刘阳也上了大学,日子过得不知道还缺什么。我们现在也有钱了,想给儿子弥补一下,儿子还不需要。我儿媳经常给我买东西,每年春节,都要硬给我几千块钱。我就说:“孩子呀!你们再不要给我们钱,我们欠你们的太多太多了,希望你们忘记过去的贫穷。特别是平,生在我怀里,长在穷家里,受尽了罪,在苦水里游泳大。你也不要怨我,那是社会普遍问题,并不是你爸你妈没本事,叫你受罪……”
  我女儿叫雅萍,出生在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一日,比我儿子小五岁。兄妹相隔五年,“待遇”可就不太一样了。我七十年代初到上扒大队小学教书,我们娘仨住在一块,吃的已经比以前强一些了,女儿既有奶吃,也有饭吃,只是累了他哥。白天基本上是他哥背着她,抱着她,和学校周围的农家娃娃在一起玩耍。到七一年后半年,老刘怕我既要教书,还要照管两个孩子,太过劳累了,就给我婆婆做工作,婆婆也同意把两个娃放在家里。七一年后半年,他哥就上学了。这时,她已经两岁了。我出门一整天在学校,晚上回来很晚,把学校工作干完,有时候还要开小组学习会。一天到晚也顾不得给她洗洗,搞得女儿脏得像个泥娃娃,看着蛮心疼的。但是他奶奶对她特别好,有啥好吃的,都给她留着,不让他哥吃。她吃的时候,他哥就在旁边眼巴巴地看着。看着看着,便生气了,就开始骂了:“吃,吃,好好吃,把你咋不吃死呢……”她就哭,一边哭,还一边吃。我心里也很难受:两个都是小娃呀,但东西有限,只能先尽小的。小的吃得少,大的一口就完了。她在家里是一霸,谁都让着她。
  到了一九七七年三月,她奶奶病故了,我们娘仨又住在一起了。住在一起的,还有我七十多岁的病中的老母亲。我儿子在河对面上中学,我女儿在我的班上读二年级。这个时候,我特别忙,粮食还是比较紧张,常做的仍是稀饭。记得有一次中午,我烙了一个饼,准备让他们下午放学回来,在我饭没做熟时先充饥。可是,不知道她啥时候发现了。到吃午饭的时候,我趁他们没注意,把饼藏到了柜里,端饭到桌子上。她一看没了饼,眼泪就吧嗒吧嗒流出来了。我不知道女子为什么眼泪就这么多,就问儿子:“平,雅萍咋啦?你惹她了吗?”儿子说:“我没有。我一进门,她就悄悄给我说:‘妈给咱烙了一个大烧饼。’现在一看,锅里没了,就哭哩。”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下来了。我想,日子过得多艰难,孩子们多可怜呀,到啥时候,我们才能不缺吃的?孩子们想吃啥就有啥呢?我就笑着把馍从柜里拿出来,并向他们解释了我的想法。孩子们高兴了,我们四口人喜喜欢欢吃了饭,然后各干各的事去了。
  一九七八年三月,我到县上开科学代表大会。因为我母亲已经去世了,就把女儿寄放在她堂舅家里。我开了五天会回来,我嫂就给我说:“你娃一天啥都不吃,你再不回来,就把娃饿死了。”我一听,心里怪难受。我想:要是她姥姥还在,我走远走近,她都不会孤独,心情好,就会吃东西。由此我就又思念我母亲……
  雅萍小时候,比较胆小,从不惹事,学习也很认真。不管我去开会,还是在外干别的事,每次早迟回来,都见她趴在桌子上做作业。记得她在四年级的时候,宋老师给出了个《怎样向英雄人物学习》的作文题。她回来时,快要吃饭了,她叫他哥给她讲怎样写。一会儿,我一看时间来不及了,中学马上就要打自习铃了,就低声给儿子说:“给娃寻一张报纸叫抄去。”她听见了,眼泪就流下来了,却不出声。两个孩子学习都好,不知情的人却说:“老师的娃么,咋能学习不好呢?人家整天给娃教哩。咱谁能顾得上?即使能顾得上,还不一定会教得来呢。”实际上,孩子们有苦难言。我和他爸,从来没有问过他们的学习。他们的知识,都是自己认真听讲、刻苦钻研学到的。我看到现在的家长,忙不迭地给孩子请家教,买营养品,买好多智慧书、参考书,我就心酸,我真对不起我的儿女。生长在六十、七十年代的孩子们,父母把你们亏待了。希望你们不要在心,这都是社会造成的。咱们中国老百姓,也和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,哪个不爱自己的儿女呢?宁愿自己吃糙些,多干些,也不想叫孩子们受罪。可是在那个年代,都实在没有办法呀。八十年代以后,改革开放了,经济搞活了,工资提高了,生活富裕了,家里的东西用不完,市场东西买不完。在过去,这都是不可想象的。我想对儿女说:要是你们的童年赶上现在这个年代,我是这个年代的妈妈,你们会比现在的孩子们还要幸福,因为我特别爱你们,我也会勒克自己。
  现在已经到了二零一零年了,我们早已不缺钱了。多给女儿一点补偿,是我常有的想法。可是想法归想法,怎样才能补偿呢?女婿女儿每月的收入,比我和他爸的还要多。女儿经常给我们买好吃,买好穿的。家务活,也是女儿争着干。我深感养儿养女,是先苦后甜。我女儿暂时还没搬进买好的新房子里,和我们住了十多年了。女婿喻刚强是我亲自看上的好小伙子,语言不多,心肠好,办事认真,信誉度高,在同事们中影响很不错,和女儿和睦相处,相敬如宾。生个女儿很聪明,长得特别可爱。外孙女属于真正幸福的一代人,不像她妈生不逢时。虽然我对女儿心没少操,苦没少受,但总的来说,还是把女儿亏了。女儿,如果有下辈了,你还是我的女儿,我会把所有的物质都送给你,和你现在当妈妈一样,让你也享尽当女儿的幸福吧!
    洒泪祭我兄和嫂
  一九七六年底,公社把我调到我娘家附近的东胜小学任教。还在前几年,我堂哥和堂嫂就变得懂事了。我父亲和我堂哥叔侄间的关系,已经完全不是“民主补课”时的样子。队里给我父母分点粮食,我哥会就给背回来。给我父母帮忙挑水、劈柴,也是常有的事。我后来想,政治是政治,利益是利益,可亲情总归是亲情。
  我调到东胜小学时,我父亲已经去世大半年,我母亲的高血压病很严重,身体非常不好。我堂嫂很操心,每天都要过来看看几次。她对我的态度,也有了很大的改变,像个亲姐姐一样。看到我们姑嫂之间的融洽关系的人,谁会想到五十年代初,我堂兄和我父母没有分家前,嫂子和我动不动就闹别扭、吵架,惹得我母亲抡起棍子把我往死里打?
  那时候,我儿子已经上了初一,住在他外婆家。他很敏感,一看见这些变化,对我说:“妈,你往这里一调,我看我妗子、我淑芹姐都在我外婆跟前比以前更好了,周围的人,来外婆家的也多了。”他说的淑芹姐,就是新财的爱人,也姓董,按娘家班辈算,比我低一辈。我称新财为哥,她却叫我姑。这样,我儿子自然叫她姐,而又得称新财为伯。我对儿子说:“你小不懂,啥人爱啥人嘛。你想,你外爷、外婆都是老年人,人家来了也没啥可说,和我,就有很多共同语言哩。”我这样说,实际上也是事实,也不是事实,为什么呢?事在人为。我堂兄有个可爱的女儿,也就是我的侄女。我上街,出远门,回来总愿意给侄女买些小礼物。董淑芹有两个儿子,都在我教的班里,我很注意调教、鼓励哥俩,他们进步都相当大,新财夫妻便很感激。有了这样一些因素,大家之间,就都和谐起来了。董淑芹经常给我母亲挑水,给我母亲洗屎尿布。我嫂子也是一样,有时还送些好吃的。这样一来,我母亲也高兴了,彼此多年的一些不愉快,便解冻了。
  我的侄女小婵,是我哥嫂的养女。我哥嫂结婚多年没有生育,就从薛家抱养了她。小婵比我儿子大两岁,在社中上学时,一个读初一,一个读初二,好得像亲姐弟似地。后来我儿子考上了大学,小婵功亏一篑,就回家务农了。我儿子后来总是遗憾地说;“我婵姐学习也好,要是再补习一两年,也能上大学。”小婵回家几年后,在我们当地供销社工作的李茂忠主动喜欢上了她,愿意做上门女婿。谈了两年,就结婚了。茂忠是个好青年,疼爱妻子,也对岳父母很好。不几年,小两口生了两个可爱的儿子,一家五口,光景过得和和美美,蒸蒸日上。
  可是对我哥和我嫂来说,享受这样的好光景,还是太短了些。一九九三年,我嫂子有了病,我就把她接到商州师范学校,陪着她。她说:“当年搞运动时,咱脑子差窍,当‘二球’哩,跟着批判老人。现在想起来,实在地后悔。可后悔也迟了,叔和娘都去世了,没办法补过呀!”我说:“姐,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,再提也没用。你后来不是很孝顺叔和娘吗?他们一直操心着你,盼你生儿育女。可是你不生,你从薛家要了个女儿,从小我就爱她。你叫我给起名字,我想了半天,才给起了个小婵。小是最爱,婵是貂蝉,最漂亮。小婵长大了,也就是既很漂亮,也很聪明,对你和我哥很孝顺。你还是命好,给小婵招个好女婿茂忠,还一招就成,不像我当年那么难受,叫你和金娥都笑话了。没分家时,咱俩把架吵够了,我只说今辈子不会好了,谁知道现在比亲姐妹还好得多。不但咱这一辈子会好到底,我和小婵和茂忠,还有及他们的两个儿子,都能把这好延续下去。茂忠是个好人,为人厚道,待人热情,办事放心。对待我们比亲侄子还要好。你要好好养病,我就盼你病好。你和我哥,就是我的亲人……”她说:“好妹子哩,咱俩这三十多年,还没说过知心话,我老把话压在心里,今天才说出来。说出来了,我就不难受了。你哥是没嘴的葫芦,心里啥都知道,就是倒不出来。我和你哥虽没生儿女,但我俩是一世夫妻。我总是怕我不得活了,他要受罪,别人家弟兄一股一行的,就他是独人。”我说:“姐,再不往坏处想了,你的病不要紧,你还不到整六十,再不活,还不活一二十年吗?”她笑了,过了一会儿,她睡着了。
  可是谈心不到五六天,女婿来看我嫂子,说一定要住院治疗,就和我嫂子的弟弟一起把她送到商洛医院。医生检查后说:“病很严重,要吸氧。”我当时想,没那么厉害吧?才从我家里送医院两天,走的时侯,还看不到严重性,怎么就严重了呢?第二天,我去看她,她已经不太能说话。我坐了一会儿,就回了单位上班。刚开始吃饭,茂忠的电话来了,说人已经走了。我一听,手抖得端不住饭碗。怎么就这么快?我嫂子才五十九岁呀……
  老刘跟学校商量,请学校李师出趟车,把我嫂子送回去。在回家的路上,我想:三更半夜,我把门叫开后,咋跟我少言寡语的堂哥说呀?他如何能接受这突如其来的祸事?可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,瞒是不可能的。到了家门前,我强打精神,忍住悲痛,说:“哥,你先把衣服穿好,我姐她回来了。”我哥把门一开,就啥都明白了。我哥当时的痛苦,我用笔是写不出来的……我最担心的是,他的身体,如何能过得了这一关?那几天,我哥脸更黑了,眼睛更大了,饭也不吃了,觉也不睡了,一句话也不说了。大事小事,我哥都不管了,就死死地坐在我嫂子跟前,默默地陪着她……
  我亲自把嫂子送到坟上,我的心碎了。看到我哥,我的眼泪更多。我看到我的侄女哭得死去活来,我看到两个孙子没有了亲奶,这个家少了一个主心骨。我无比痛苦,但我有什么办法?我只能对亲人们说宽心话、鼓励话,要他们好好地活,把日子过好,叫去世的人放心。我嫂子是一个争气的女强人,虽然小有残疾,心眼也多,但周围的人对她很尊重。在她最后的二十年,我和她越来越靠心,她对我的两个孩子也很关心。我儿子考上大学,她说:“平,你考上大学了,妗子也没啥给你。这管公社的干部在咱家吃饭,平时积累的十斤粮票,我娃拿上,肚子饿了,添点吃的。”这十斤粮票,攒起来很不容易。一个公社干部在农家吃一顿饭,给主家四两粮票加一毛五分钱。这十斤粮票,要管二十五顿饭,才能换来呀。谁知道她积了几年,才攒下这十斤粮票。
  办完了我嫂子的丧事,我又回单位上班去了。我尽量隔一星期回来一次,为的是给我哥宽宽心,和娃们拉拉家常。我哥迟迟早早地看见我回来了,就高兴地大声喊:“婵,你姑回来了,快接去。”但见了面,只有眼睛说话。我看着他,心里很难过。要是我嫂子在多好,她会说话,千言万语,倾吐真情。我哥却是芝麻不开口,叫我看着干着急。
  我哥为人忠厚,邻里关系好。他拿心对待亲人,一点不会耍嘴皮子。我也特别尊重他、爱他。他比我大十一岁,和我姐是同龄人,他的生日是二月二十一,比我姐大些,所以也是我姐的哥。自从我二伯父带着他搬下来跟我父母住,我是他看着长大的。他是独子,把我当亲妹妹看待。他是我的亲人,我只盼他健康长寿。
  可是我嫂子的去世,对我哥刺激太重了,我嫂子走了不几年,他也走了。我哥走的那天,是一九九五年的十月初四。在他病重的时候,我多次请假回去陪他。我看到我的侄女和女婿无微不至地照看他,把经营的门市部都关了,专门在家侍候他。在最后的日子里,他一时一刻都离不开他的女儿。女儿到跟前来了,叫一声:“伯,你要啥哩?”我哥说:“我啥都不要,你不要到别处去,你就在我跟前。”他把手伸出来,意思是把女儿拉住,不让她走。女儿就把手给他,他笑了,笑得那样痛苦。我想,他可能在想:女儿呀,我活不远了,你在我跟前守一时,算一时,陪一天,是一天。见这情形,我心里难受死了。转过身,侄女和我的眼泪都流得止不住……他的孙子来了,叫一声:“爷,你喝不喝?”他说:“我不喝。”他笑了,笑得那样开心,病好像吓跑了。我和侄女也笑了,这是天伦之乐呀。我多么希望他能多活几年,多享受天伦之乐。可他无法抵抗病魔,他离开了我们。
  我哥的去世,对我打击太重了。但是不能多哭,因为我侄女比我更伤心,已经哭得肝肠寸断。因此,我侄女婿给我偷偷地叮咛:“姑,这次,你可要硬忍住。婵都哭伤了。你再一哭,把她惹得哭死苦活。你看这屋里一塌糊涂,谁管呀……”我只有忍住,让眼泪往肚子里流。可这样,我就更难受。我没有办法,只盼把我哥送走了,回到单位,找个合适的地方,痛痛快快地哭一场。
  我终于回到学校了。黄昏时分,我不让老刘和女儿知道,找了山涧里一个僻静的地方,放声大哭了一场。我哭着说:“哥呀,你是我的亲哥,也是娘的好儿子。给娘捎着从队里拿粮,给娘捎着从街上买东西,尽到了一个儿子的孝心。你是一个可怜人,三岁就没有了妈,咱伯是哑人,没和你说过一句话。你没有得到父爱和母爱,你是一个可怜的孤儿。哥呀,你自幼吃不饱,穿不暖,对你来说是家常边饭。哥呀,现在的日子好了,女婿女儿都无比地孝顺你,你吃得好,穿得好,走在人群中,他们都羡慕你,可你就走了。你走了,是不是为了和我嫂子在一起?哥呀,你狠心丢下所有的亲人吗……”
  我有流不完的眼泪,我有诉说不完的话。就这样,总算发泄了肚子里的苦水,才慢慢地离开我的哭场。我走一走,向后看一看,想这条山涧,也该是我释放痛苦的地方——叫刘(流)河。我慢慢地回到了单位,时辰已经很晚了,有些房子灯都熄了。我眼睛也哭肿了,我只好休息,等天亮了,准备上班。
   
亲情友情都是情


  从我生下来,家里的生活就不好。到我长大些的时候,我父母又逼婚,给我造成的压力太大了。因此,见到任何人,都我很少说话。我想我没有脸面在人面前说话,就老是低着头,低得背都有点儿驼了。我也不喜欢走亲戚、串邻家。因此,我三姑夫给我起了一个外号——老倔。
  到了一九六零年以后,我的生活有了一个大转弯——婚姻问题解决了,又考上了初师。我们同班有26名学生,考上初师的只有两名,其余的都上到了农中。周围的人都说:“淑珍还是命好,不管父母怎样折腾,还是有命,嫁的人好,考的学校好,将来再当一名教师,能吃上商品粮,挣上国家的工资,看人家娃多美呀!”
  尽管国家经济困难,学校停办,我的初师学业没完毕就回了乡,但不久后,我还是有了机会从事教育事业。我努力地教好书,也喜欢多交结朋友,觉得生活有了活力。在我最困难的时候,我的三个农村妇女朋友,经常来学校看我,送她们家的米、面、馍、油炸食品给我,虽然东西不多,但在六十年代,是既不容易、又十分珍贵的,都是她们嘴里少吃、亏着肚子挤出来的。这些吃的,比钱要值钱得多。为什么呢?干部每月三十斤粮,其它吃的东西,都要拿钱和粮票买,可是根本买不到什么食品。
  我的这三个妇女朋友,一个是老刘的三姨妈,叫王秀花。一个姓万,从来没人知道她叫啥,见了她都叫“老万”。另一个叫林芝兰。她们三个人对我的接济,我到什么时候也忘不了。但她们都已经走了二三十年了,我怀念她们,却永远没有报答的机会了。
  我的一个同族的老大姐,名叫董竹林,大概比我大三十岁。她妈和我妈像亲姐妹。因此,晚一辈关系也就特别好。我母亲有病,她翻山越岭来侍候,一走就是十五六里路。她给我母亲做饭、洗衣服、收拾家务,为我腾出了时间上课、忙学校的工作。我实在感激她,就给她许了一个愿:“姐,你现在年龄这么大了,还来侍候咱娘。我将来孩子长大了,就来陪你。虽说我是你的妹妹,但年龄比你儿子还小。我要像你的女儿一样,陪伴着你。”我姐听了,高兴地说:“妹子,你看我一辈子,只生了俩个儿子,想要女儿没生下。哪里有像你这样懂事的人?路这么远,你给我认一个干女儿吧,你来了也有个伴……”我姐的话,我记在了心上。可是我工作忙,我妈去世不到两年,我姐就得大病了,卧床不起。我忙着教学,也请不下假,一天也没陪过她,她就去了另一个世界。我的诺言没有实现,成了一个不讲信用的人,想起来就惭愧。欠我这个姐的情,我是怎样也无法还了。一九九九年,她的大儿子王景文得了肺癌,我准备了几次去看他,但因很多原因,老是去不了。后来又听说,人已经走了。为了补我姐的心,我捎去了几十块钱。我明明知道是白捎——人都走了,捎去有什么用?但我为了心里安然些。我想,我姐肯定爱她的儿子。我这样做,让她在另一个世界里,知道她妹妹没有忘记她的情义。
  一九八五年秋,我从广东坪小学调到商县师范学校,进入了一个真是人生地不熟的新环境。离开了站了二十四年的小学讲台,来到党政合一的办公室,当时的主要工作也就是接打电话,令我很不习惯。到了下午,我出去转转,不免回忆起老家的亲戚朋友,觉得来到这里太孤单,除了老公和女儿外,谁也不认识,一句知心话也没地方说。
  就在这个时候,我结识了蔡桂霞。她在后勤组工作,长得漂漂亮亮,白白净净,苗苗条条,刚30出头,很有朝气,叫我越看越觉得可爱。她见我不停地看她,就问:“你是才调来的吧?你家在什么地方?我以前没有见过你,把你分到哪个科室了……”我一五一十地回答完毕。从此以后,我出去散步时,会经常遇见她,见面了就聊聊天,便彼此了解了,而且越见话越多,越说越投机。无论家事、公事,都可以互相暴露看法。慢慢地,我们成了好朋友。
  桂霞为人厚道,待人真诚。她爱人张关英在地质队工作,通过桂霞也认识了我。他为人和气,见面不笑不开言。久而久之,我们就像亲姐妹一样。我儿子的同学买房,钱凑不够,叫我给帮忙借,并说十万八万都不够,月息5%,我东家来,西家去,还是借不下多少。实在没办法了,就跑到蔡桂霞家,说明了来意,并说了利息。她借给我五万,我写了一张收据,张关英当即就撕毁了,并说:“谁要你的条子,到时候就还五万元,咱二话不说。”我说:“你把条子扯了,一年过去了,如果我不认账,或者我死了,看你咋办呀?”他俩说:“你不是那种人,你如果是那种人,我也不会把钱借给你,再说你也不会死的。”就这样,我把钱拿走了,走在路上想,人逢知己难,她为啥就不怕我赖账呢?说明他们信任我。到了还款的时候了,我给拿了3600块利息,他们说:“本是我的,利息不要。”我再三说明,再三推让,最后,他们把我拒之门外。我又想,这是3600块呀,不是36块,也不是360块,数字太大了,他们太慷慨了,真叫我无话可说。在日常生活中,我经常听到有些人在议论行情的事,说对方吝啬,自己吃多大亏了,说来说去,也就是多了或少了一二十块钱。可是蔡桂霞夫妇,竟然把这么大的利息放弃了,我能接受吗?
  蔡桂霞和我相处二十三年了,从来没红过脸。他们夫妻到什么地方旅游,张关英出差远方,见到本地没有的东西,总要给我捎带回来,说:“这是纪念品。”我女儿结婚,孙子考上大学,他们都解囊祝贺,我真想不下办法补补他们的情谊,我总觉得对不起他们。我想,他们的儿子和女儿,也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,等到孩子们结婚的时候,我要行厚厚的礼,好好地表达一下我对他们的谢意。
  前年,我认了一个干妹子。我都六十八岁了,竟然还有人想和我结拜姊妹。她叫孙忠会,是我儿子初中老师杨官侃的第二任妻子。我因其它事情,到她家去了几次。又一次,刚说了告别话,走到门口,忠会说:“淑珍姐,我看你脾气和我很像,说话很投机,我想认你一个干姐,你看行不行?”我说:“这太好了,我家老刘是独子,我也上无兄弟,下无姐妹,那咱就对天一拜吧。”她爱人老杨笑着,满腔热诚地积极支持。就这样,认了一个六十二岁的小妹。她对我好极了,经常给我打电话。我有了病,住了医院。出院的那天,碰到了他们夫妇。忠会说:“淑珍姐,你不该哄我。”我说:“人上年纪了,住院是常事,我就不想叫任何人知道。”她说:“谁不知道都能行,你实在不应该哄我呀!”到了第二天,我到一个朋友家去了。回来后,女儿给我说:“我忠会姨和杨老师来看你来。我一看,拿了好补品。你不在,人家已经回去了。”我想,真奇怪,一辈子没有认过干亲,都快死得了,还认了一个干妹子,真是老天的安排。没有老杨、或老杨不进城,我怎么能认识她呢?忠会呀,我希望咱能交往三十年,我保证当一个最知心的姐姐,不辜负你的一片诚心。
  人常说双喜临门,可我还没有遇见过呢。谁知到了去年,真的遇见了双喜的好事——认了个干妹妹不久,又认了个干闺女。我的干闺女,叫申小红。
  小红的公公,生前是商州师范学校的语文老师,和我们在一个院子里住过。这些年,小红和爱人住在我们后院,慢慢就熟了。小红和我打了四年交道后,关系越来越亲密。有一天,她说:“姨,我看你的头发,就和我妈的一样,都是自来卷。我妈去世五年了,我现在就把你当成我妈。”我满以为她是在开个小玩笑,也没太在意。过了些日子,她父亲病了,我去看望时,她父亲说:“小红她妈走了五六年了,我身体也不好,娃认了你个干妈,我很高兴。”我一听,这认干妈不是开玩笑,而是有诚意的。怪不得她夏季给我买短袖,秋季给我买短大衣,平常给我送这送那,她早都把我当妈看待了。我只想,我和她是朋友关系,真的成了母女关系了,我很高兴。我只有一个女儿,我老想,她太孤单,现在又有了一个姐了,真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。我把这件喜事给全家都说了,全家都积极支持我认这个干女儿。
  小红比我女儿大两岁,长得很可爱,个子不高也不低,说起话来本本分分,做起事来实实在在,在单位是个优秀人才,同事关系处理得很好,对待亲戚朋友很真心,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孩子。
  小红把我惦记在了心里,我稍有伤风感冒,她就来看我。因为我爱锻炼,经常在她上班的路上就碰着了。几天碰不见了,她就知道有事情了。一次,我锻炼的时候,叫野狗咬了,她就拿来一千块钱,叫我看病,吃营养品。我要到西安去,她就着急地找熟人、找车。二零零九年,老刘住院了,不知怎的把消息透露了。小红和她爱人贾三让带着鲜花、鸡蛋、牛奶来看望。我说:“小红,你认这个干妈,是没事寻事,放着轻省不轻省,找个石头压肩膀。”她说:“姨,你娃愿意,你娃高兴。每天晚上,我和三让朝你房子看,灯亮了没有。如果没亮,三让就说:‘你干妈又打麻将去了……’”我说:“三让就是好,我煤气完了,只要我打电话,不管他在天南地北,都安排人给我灌气,从没误过做饭。要不是三让,我还得到街上找人,真是太感激了。”小红说:“应该的,当女婿的,连这点忙都不帮,就是不及格的。”我说:“及格,及格,能打两百分。”我又说:“人老了,是个害,是社会的负担,是儿女们的负担,没啥用呀!”小红说:“好妈哩,只要你和我叔身体健康,都是我们的福。有喜事,有不顺心的事,有处说,有人同乐,有人同愁,是难得的。”我就问:“小红,你爸最近身体咋样?”她说:“好妈哩,眼看着越来越瘦了,就那样,还开玩笑,我说我到西安接你呀,我爸给我弟俩口说:‘你看小红多有福,给她认了一个好干妈。’我爸在我跟前说了好几回,说:‘你认的干妈不错,是好人,我能认得。我娃有福,我就是走了,也放心了。”真的,我和小红在一起,有说不完的话。这是天缘呀。
  一个人活到这个世界上,走的路很多,路上遇见的事情也很多。有坏事,有好事,就看自己如何对待,抱什么态度来处理。处理得好了,利于对方,也利于自己,旁人就把你高看了,你办一切事情也就顺当得多了。总而言之,人难做,做人难,做一个好人难上加难。我牢记我母亲的一句话:想对一个人了解,就先了解他的朋友;想知道他对你怎样,就先看他对他的父母、亲戚朋友怎样。我母亲还经常说:“敬人者,人恒敬之。”我深刻地感到,这都是服人的真理。我儿子对我说,我外婆到底是大户人家出身,给你说的,是孔圣人的话。我感到我的干女儿待人做事,就有极好的原则,让我佩服,让我器重,让我永远地爱着她——爱她的善良,爱她的完美。


我在商州师范学校


  到了一九八零年代,我们国家已经完成了拨乱反正,到处一派政通人和、国泰民安的气象。那几年,国家的大掌柜邓小平头脑清醒,桩桩件件事情,都办得上顺天意,下应民心。重视科学教育,重视知识分子,就是其中之一。商洛地区的教育系统,也开始着力解决知识分子两地分居问题。一九八五年,我从北宽坪区的广东坪小学调到了老刘工作的商州师范学校。这真是不容易呀!二十五年来的夫妻两地分居生活,终于结束了。
  老刘回来接我去师范报到,也接孩子的爷爷去师范一起生活。搬家的时候,我感慨万千。此前多年间,我们走过了多少艰难、困苦、曲曲折折的长路。七六年到七七年的十五个月里,四个老人相继走了三个。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,我独班独人的教学工作不能耽误,老人的事情得日夜操心。老刘是独生子,我也是实际上的独女,在最困难的时候,无兄弟姐妹来分担重任,只有亲戚朋友间接地来帮些忙。我记得我母亲的病最严重的时候,闹得我一夜未眠。第二天早上去上课,我叫三年级的学生董小军上来演算数学题。刚叫孩子上来,我却立到讲台上睡着了,睡了一眼的功夫,看见小军站在讲台上一动不动,我就问:“小军,你上来干啥?”小军吓得不吭声。下面的赵芳引举手,又把我闹得糊里糊涂。她说:“老师,你叫小军上去演算数学题,结果你睡着了。”我说:“对不起啊,孩子们,你们不知道,我妈最近病情加重了。我昨晚一夜没合眼,今天神志不清。”我说着,眼圈湿了。全班四十几个同学,都低下了头。过了片刻,我又言归正传,按教学安排继续上课。事情过去了,但我想,学生和我的感情太亲密了。他们年龄还都那么小,就知道同情老师,为老师的不幸难过,我一定要克服困难,这样的事情,绝不能再发生了。
  在当时,最受苦的是我,最担惊受怕的也是我,担子最重的还是我。
  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两点二十分,我婆婆与世长辞了。二十九日就要入土了,老刘二十八日下午四点多才回来,把我等得两眼模糊,心里也起火了。他回来后,哭着埋怨我:“娘老了,你为什么打电话说老妈(按:我母亲)不在了呢?我走到潘河,觉得有些人的眼神不对,看我怪怪的。走到岭头上,看到咱院子里乱哄哄的,好像戴着白帽子,我心里就发毛了,腿软得走不动了……。”我心里一下子明白了,他为什么回来得晚?因为他以为去世的是我妈。但我没有说都怪我表侄打电话时,或他们单位的人转话时,没有把讲清楚。我忍住了不快,随话答话地对他说:“你咋那么糊涂呢?县城离家七十多里路哩,如果传话说我妈老了,你心里还不太难过,能走得回来;要说咱娘老了,你难受得咋走得回来?”他不说话了。
  这件事,当然让我心里不是滋味。我父母没有儿子,虽然有两个女婿,但我姐已经去世十四年了,大女婿本来就不咋样,现在更不用说了,事实上等于只有他这一个女婿。我母亲生前,一直把他当亲儿子看待。即使是我母亲去世了,他接到电话,也应该赶快请假,当天就赶回来。更何况我单人独己,这么大的事,不靠他靠谁?老人不在了,亲朋好友、乡里乡亲都要来,起码得有人招待吃喝。他即使不为我母亲难过,也得为我解愁呀。他是读书之人,他是大学生,他应该懂得这个道理,可是他竟然能说得出这样的话来,真叫我不可思议。
  我虽对老刘的话,心里有气,但我知道克制——这是什么时候?顾大局比什么都要紧,我就忙着办理婆婆的丧事。上一年,我父亲去世以后,我太伤心了。可我一哭,老刘就恼了,就要走,我就不再敢哭了。当然,他是为我好,怕把我气坏了。可是我当时就想,人人都有父母,我看将来你二老不在了,你就不哭?这回婆婆殁了,他哭得撕心裂肺。他一哭,我上前就挡,说:“人都一样,你还记得么?去年我大老了后,我一哭,你就恼了,怕把我哭伤了。现在,我也怕把你哭伤了,咱上有老,下有小,光景可咋过呀……”
  嫂子知道我话里的话,所以几天后,她就开我的玩笑,讽刺地说:“你好像是一条鱼,他姑父就捉不住你。我把你个鬼,服定了。”
  好在一切艰难,都熬过来了。一九八五年,可以说是我的万事大吉年。儿子在西北大学读书,马上就要毕业。女儿已经十六岁,在她父亲单位附近的地质十三大队子校上初三。我已从教二十多年,积累了很多的教学经验,可以说教书已很得心应手了。山沟里的家里,只有老公公一个人。每逢星期六,我回家陪老人说说话,星期天蒸些馒头,把一周的吃用安排好。老人东家游,西家逛,天天很逍遥。树上的果子熟了,他提一个大笼子,今天送东家孩子,明天送西家娃们。邻里们羡慕他,也尊敬他,因为老人一生勤劳,没做过一件耍奸溜猾的事。但是家里五口人,分在四处吃饭,也有点不香。
  现在好了,除了儿子,全家人都要住在一起了,一切都方便得多了。
  一九八五年的暑期,随着我工作的调动,我们一家从广东坪老家搬到了老刘的单位。我公公对山沟沟很留恋,但经我们说服,也很高兴地进了城,不久就喜欢上了新环境,一天到晚悠闲地转来转去。老人晚年,血压一直比较高。进城两年后的一天,不幸跌了一跤,造成了脑出血。我们赶紧送老人去医院,但挽救效果已不能如愿。第二年夏天,我公公去世了,享年八十二岁。在公公卧床的大半年中,我和老刘尽了最大的努力伺候老人家。在我婆家、娘家的四个老人中,只有公公老来有幸过了几年好日子,让我们心情多少得到了一些安慰。
  我是一个小学教师,初师没读完,学历勉强等于初中二年级,现在调到了商州师范学校,搞什么能行呢?领导们商量后,把我安排在党政合一的办公室,做了一名办事员,实际上也就是勤务人员。我的主要工作,是接、打电话,招呼来宾。我总觉得闲得没事干,一天光着急,就去找党委书记张松智。我说:“张书记,我每天干的事太少了,觉得对不起拿国家的钱。”书记说:“你才来,每个岗位都有人。你别急,你是在乡下忙习惯了。以后,有你忙的事。”这时,已经到了八五年十二月了,很快就要放假。后来,办公室管档案的同志叫我帮忙整理档案,我才觉得自己不是个闲人了。
  到了一九八六年,组织上把秘书、文档工作分派给了我。我为领导们收发文件,给干部和老师们开介绍信,给学生们取汇款盖公章;外面来了电话,我得赶紧去叫人被找的人来接;上上下下要查阅文件,我得去找相关卷宗。我一天到晚都很忙,但又很充实。只是我总觉得自己文化水平低,字也写得不太好。每学期末,办公室进行工作总结,我发言老是低调:工作水平不行,学习不够,跟不上形势……不如办公室里的每一个同志。但是校级领导、办公室主任和同志们都鼓励我、鞭策我增强信心,适应坏境,适应新的工作。在大家的帮助下,我的工作入行了。一九九零年,我被评为科室先进工作者。一九九三年,地区召开文档工作会议,我也得了先进奖。学校召开职代会,办公室同志两次推我当代表。
  我一九九七年退休时,被评为学校的优秀职工,算是给我在商州师范的工作,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。


结尾的话


  船到码头车到站,我老了,该休息了。我是一九九七年三月退休的。和多数退休者一样,我当时的心情也不大好,总觉得自己没用了,开始吃闲饭了,对国家和单位不能再有小小的贡献了。
  但也和多数退休者一样,慢慢地,我适应着、适应了新的生活。锻炼身体,外出旅游,打打麻将牌,看看电视和报刊,替我的女婿女儿看管孩子等等,成了我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。
  我也十分喜欢为他人做点力所能及的小事。比如打扫楼梯,擦洗护栏。比如见到需要帮助的人,给点小钱。这都是令我很高兴的事情。
  有一年数九寒天,我看见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,拿了一笼子柿子,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卖。我看她怪可怜的,就给她掏了五块钱,可她无论如何都不要。我说:“你那么大的年龄了,就算我请你吃一碗热面条,总可以吧?”老人说:“那好,我收了。谢谢你,你心真好……”
  我去儿子那里,在西安菜市场见到一个残疾人,腿不能走,坐在滑板上,靠屁股向前推,边推边唱,让大家帮助。我上前给了三次钱,把随身带的钱都掏空了。最后去买菜,才发现没有菜金了。
  我有时看见一些拾荒的人,年龄很大,穿的衣服又脏又烂,我便给他们衣服、鞋、钱。有好心人见了,就对我说:“你光想着人家可怜,可也得小心上当受骗,现在好心人上当的不少。人跌倒了,你可千万不要扶他,说不定就把你缠住了,报上经常登这些事哩……”我说:“看来你也是好人,给我说的都是好话。谢谢你,你放心,我有识别能力,我不会上当。我救济的都是老人、老实人、可怜人。”那人说:“可你也给不清呀。现在的社会,穷的穷死了,富的富死了。有钱人七八套房,没钱人一套房都买不起。你有啥办法呀?”我说:“我经常想,我如果能中上彩票,如果有七八套房,就拿出二十万、三十万资助贫困生,帮助他们上学,将来为祖国多做贡献。可惜咱没本事,也没运气。所以,有多大的能力,成多大的精……”
  我现在虽得了冠心病,但没有思想负担。我平常多交朋友,知己话有处说。我爱看书,看书是一种最大的乐趣,能开阔眼界,能陶冶性情,能受很多启发和教育。我还做些学习笔记,比如保健知识、人文知识等等。我原来不太容人,特别不能容让自己的仇人。见了仇人,就直想把他杀了,又怕自己后果难负。可现在,我的“修行”也提高了不少,改变了主意——退一步海阔天空,让一步八方路畅。
  在爱人和孩子们的鼓动下,我写了这本不成样子的回忆录。我用我笨拙的笔,既记录我一生的风雨经历、苦乐悲欢,也怀念我的亲人们,感恩我的师长们,致谢我的朋友们。
  我也想留这本薄薄的书给我的后代们,让他们知道一个平凡的中国妇女生在旧社会、长在新社会的生存史,珍惜人间真善美的人和事,端端直直地做人,扎扎实实地工作,通过脚踏实地的努力,改善自己的处境,改变自己命运。
  我深深地爱着我的孩子们,我也深深地爱着我的国家。我希望我的孩子们和千千万万的孩子们,都有健康的体魄和健康的心灵,有理想追求和担当精神,既对家庭负起责任,也对民族和国家负起责任,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、美好。
  我的回忆录,都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历史记录,没有水分。只因我的文化水平太低,很多章节没有写好,让后人看了,难免有些遗憾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年3月    
(编/校  周  刚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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